台灣歷史(第二集) 大清年間,台灣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,那時候南北差別很大,北部因為是滿清政府機關所在地,所以有人管,南部呢,南部因為沒有政府,變成沒有法律,沒人管的奇怪現象,歷史的真相,往往是三分的事實,七分的吹牛,說謊。
當時的抗日份子,歷史上把他們定位是英雄,有人肯定他們抗日的勇敢行為.但是不認同他們是英雄,因為這些人出身很多都是地方幫派,流氓份子,幫派老大,在很多南部的地方,當時沒有政府管,這些幫派老大,地方流氓在這地方上耀武揚威,魚肉鄉民,這些幫派流氓平時就像皇帝,欺壓百姓,買東西不付錢,抽地盤稅,可說無惡不作,他們是既得利益者,他們怕日本人如果來,他們的特權,他們的權利一定會不見,所以才會參加抗日運動,對台灣的百姓來說,他們根本沒有差,他們認為什麼人來都一樣,就如到現代都還有很多人有這種思想。
台灣人常常講一句話,不賺沒得吃,只要給我們賺得到吃的,什麼人來管都一樣,說良心話,日本人統治台灣之後,台灣的治安馬上大大有了改善,民生問題進步很多,日本人很守法,在日本人法治的觀念影響下,台灣人越來越守法,稅金比以前減少,生活大大有改善,兒玉源太郎做總督,後藤新平做民政局長那時候,日本統治台灣的成果,達到最高峰,說起來,起初日本人很辛苦,一個外來政權剛接收的時候,沒有辦法避免當地人民的抵抗,歷任的台灣總督都採取武力鎮壓,但是沒有用,武力沒辦法消滅抗日運動,一方面那時的台灣,人家都形容他是”病魔之島”生病的人很多,什麼病都有,鼠疫、霍亂、赤痢、天花、斑疹、傷寒、白喉、猩紅熱,無所不在,那時候台灣人平均壽命30歲,鄭成功就是登陸台灣第二年就生病死亡,光光他帶來的三萬人,生病死去的就佔了五、六千人,可見那時候民生條件有多爛。
日本人剛剛來的時候,也是這樣,生病死亡,比戰爭死的多了20倍,接收台灣那時候,戰亂中死亡的278名,生病死亡的4642名,生重病沒有死的26994名,除了民生不好,疾病多寡以外,吃鴉片的問題從荷蘭人時代就流行,一直沒有辦法根治,日本人將鴉片、生病、土匪、原住民列為四害,日本人說這四害是台灣永遠不會斷的罪惡根源,民政局長後藤新平上任後,他拿出了很多改革的方案,比如鴉片問題,他明知事態嚴重,但是他不敢由高壓政策,說禁就禁,說反就反,它讓吃鴉片的人可以公開吃,公開買賣,申請許可證,只是他跟菸酒公賣局一樣,由總督府公賣,民間是不能私做私賣,吃鴉片變成公開制度化,不用像滿清時代偷偷摸摸的， 鴉片透明化,公開販賣後,一年增加很多稅收,日本人將鴉片稅收大部分用在民生福利跟建設,現代化醫療同一個時間,總督府成立府醫學校,培養醫生,並且進行傳染病的研究。
鴉片由總督府負責公賣,經過一段時間,日本政府為了買收民心,買收地方有影響力的人,最後改變制度,允許地方可以分銷,政府發給你鴉片牌照,好比菸酒牌,可以正式公開販賣鴉片,日本政府一面開放鴉片牌照,一面禁止吃鴉片的人申請許可,這正是日本人厲害的地方,雙面手法,一面開放鴉片牌,一面禁止申請吃鴉片,因此吃鴉片的人越來越少,最後鴉片就慢慢在台灣消失,那時候的水質跟現在的高雄一樣,品質有夠差的,水質差,傳染病永遠不會改善,日本政府非常辛苦,日本政府為了改善水質,總共用23年的時間,換水管,整治河川,建設水庫,全部工程不但提早完工,而且比日本還要早,民政局長後藤新平,除了我說的貢獻以外,他對付抗日份子也有一套,他不像過去的官員,用高壓,用武力,他用安罩的懷柔政策,他用鼓勵的方式,用寬恕不追究責任的方式,呼籲抗日份子出面自首,自首的人去參加公共工程的建設讓大家有工作可以做,有錢可以賺,這招果然有效,自首的人越來越多,抗日運動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小,不可否認,這都是民政局長跟兒玉源太郎總督的功勞。
日本統治的初期,台灣連一條可以像人的路都沒有,那時候的路非常巔跛的,全是石頭路,每一條路都是不好的路,不用說有橋通過溪,雖然清朝最後有造將近100公里長的鐵路,但是大部分的路都是不能用的比較多,而且沒有連貫性,日本統治之後,為了改善交通,開始舖橋造路,建設港口,串聯南北鐵路,將台灣的交通網路規劃的很好,原本台灣到颱風期間,山洪爆發,風災、水災,損失悲慘,總督府鼓勵民間種樹,每一年都有提供小欉的樹,讓人民去種植,一年100萬欉,政府補助,民間種樹風氣非常流行,台灣那時候的經濟很爛,金融機構非常亂,流通的貨幣沒有統一,買賣交易用秤重的,不適用銀票來計算的,日本人建立台灣銀行,建立金融制度制度之後,買賣者正常化,沒有幾年,治安改善,生活改善,沒有賊也沒有土匪,晚上不關門安心睡到天亮,台灣人安定又安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