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人被日本人任用高等文官，是在一九二一年（大正十年）『台灣總督府川理事關特別任用案』制定後才實現，但是被任用的沒幾人。
台灣學生去日本留學，法律與政治是被禁止的，台灣學者只會用學醫或者文科。
杜聰明是台灣第一位留日得到醫學博士的人，他是淡水人，是台灣醫界的代表。
第一份用台灣話發行的報紙，是在一九二七年得到許可，報紙的名稱叫做台灣民報，社長是由霧峰的望族林獻堂。林獻堂沒受過日本教育，但是他漢文的素養十分深厚，一九０七年春天，他頭一次去日本旅行，在奈良與梁啟超見面，因為兩個人語言不通，所以兩個人用筆交談台灣的問題，那個時候梁啟超對林獻堂說：中國在三十年內，無法幫助台灣人爭取獨立自主，一切必須要靠台灣人自己努力。
林獻堂是台灣政治運動的先鋒，他支持當時公學校教員蔡培火去日本留學，並且結合台灣的留學生在一九一八年冬天，與蔡式殼等以台灣應如何努力為題，舉行討論會，抗議台灣總督專制的六三法案。
一九二0年三月，林獻堂組織新民會，要求台灣自治，這使日本當局很頭痛，對他採取嚴厲的監視與跟蹤。
宜蘭人蔣渭水也加入林獻堂的行列。
蔣渭水在台北醫專畢業之後，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行醫，一九二一年新民會推動建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，全島呼應。一九二一年十月，有二千名會員的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。林獻堂被選為總理，蔣渭水蔡培火等當選為幹事，聲勢十分壯大。
一九二三年十一月，辜顯榮在總督府的支持下，組織公益會，擺明是對文化協會的反擊。
文化協會在全島設立讀報所，舉辦文化演講，巡迴上演戲劇的電影，開設暑期補習班，推行羅馬文字普及運動，引起眾人注目。
一年後總督府就開始施加壓力，對在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工作的官員威脅，要他們退會，否則馬上離職，林獻堂這個地方資本家卻是暗示要停止銀行貸款，對部分在日本東京成立台灣議會促成同盟會的人，卻是以違反治安警察法逼迫他們解散，日本政府不惜一切手段，將文化協會的領導幹部判刑入獄。